1977年6月，经过十年动荡的合肥火车站站台上，一位身穿略显褪色的灰色中山装、步伐稳健的男子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。他便是61岁的万里，曾经在铁道部创造出让人惊叹的整顿奇迹的“铁腕部长”。此时的他，面对的是一项比铁道改革更为艰巨的任务——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拯救中国最贫困的省份。万里站在站台上，目光如炬地扫视着那些褪色的标语：“农业学大寨”。这个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口号，此刻已显得有些空洞。安徽省的贫困程度远超他想象，万里内心早已做好了迎接艰苦战斗的准备。
当万里正式上任的第一天，眼前的情况便令他震惊不已：“全省28万生产队，三分之一的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？”这番话让他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带着简单的行李，三个馒头，踏上了金寨县的路途。在一间破旧透风的茅屋里，万里遇见了一名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。看着她那因寒冷而通红的小脸，万里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身上的棉大衣，披在她的肩膀上。站在茅屋外，万里心中默默感慨：“这是革命老区啊！我们欠百姓的债，必须还。”
展开剩余78%1978年3月，中央发出了号召，要求各省的领导人赴山西昔阳县学习“农业学大寨”，然而万里却表示自己生病了，缺席了这次会议。代替他参加的是省委第三书记。临行前，万里交代第三书记：“大寨的这套做法，我们既不支持，也无力去模仿，但也不能公开反对。”事实上，万里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想法——与其让农民学“大寨”，倒不如放手让他们自我解救。
同年11月24日深夜，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悄然爆发了一场历史性的“革命”。18户村民聚集在村民严立华的土屋里，他们在严宏昌的提议下，决定实行“分田单干”。这一举动被视为危险的“反动”行为，尤其是在那个时局下，分田单干几乎等同于“复辟资本主义”。这些村民在一张字据上逐一按下了红手印，他们赌上的，不仅仅是明日的口粮，更是自己的一条命。任何稍有风吹草动，可能会让他们成为阶级敌人的目标。
小岗村的举动并非个别现象。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，农民们因大旱而面临绝境。区委书记汤茂林悄悄推动了一个名为“借地三分”的计划，这个计划虽然暗中实施，却仍然被举报为“单干风”。然而与此相比，小岗村的做法则显得更为大胆——他们直接“包干到户”，这一举措迅速在全省引起了震动。
当这一消息传到省委大院时，反对的声音如洪水般涌来。有的人痛斥这种行为为“倒退”，甚至有人说：“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。”然而，面对这一切，万里冷静地拍了拍桌子，声音铿锵有力：“老百姓都快饿死了，还谈什么主义？如果这做法真走向资本主义，我会拉回来！但如果能多打粮食，那就是好事！”
1979年，万里亲自前往凤阳进行调研。当地县委对“包产到户”持有疑虑，然而面对这些担忧，万里毫不犹豫地拍板决定：“就让它干！不过一个生产队而已，翻不了天！”这一决定无疑为小岗村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
到了1979年夏季，奇迹开始悄然显现。位于肥西县山南镇的小井庄，原本年产仅6万斤粮食的贫困村庄，在这一年却产出了10万斤。而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也从3万斤猛增到12万斤。村民们第一次捧着粮袋向国家交公粮，严宏昌捧着沉甸甸的粮袋，眼泪涌上眼眶：“这辈子从未想过能吃得这么饱！”
然而，丰收背后的争议却没有因此消失。1979年3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严厉批评“包产到户”，认为这一做法是倒退，会动摇干部群众的思想，甚至可能对生产产生不良影响。面对这篇文章，万里怒不可遏，他通宵达旦地起草了一份上万字的反击报告，向中央递交。报告中，他通过翔实的数据证明：“增产才是硬道理！”万里还冒着风险将小岗村的成功经验写进省委文件，并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：“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，允许单户包产到户。”
这场思想和政策的博弈终于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。1980年，邓小平公开表态：“农村政策放宽后，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，效果很好，变化很快……有的同志担心，但这并不可怕。”邓小平的支持，使得安徽的改革如星星之火，迅速蔓延开来。
随后的中共中央“75号文件”明确表示，在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，包产到户可以继续实行，这种做法并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，不会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。此时，万里正蹲在皖南的山坡上，手把手教农民嫁接板栗树，他一边教学一边说：“光种粮食不够，要搞商品农业！”
万里的坚持，终究让中国的农村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“要吃米，找万里”的民谣也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唱。回首这段历史，那18个鲜红的手印和万里的决策，成了中国改革历史上一场最惊心动魄的“对赌”。这场博弈，既没有书斋中的理论，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指令，只有身处困境的农民和敢于担当的官员，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和勇气，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。正如万里所言：“什么是社会主义？让人民吃饱饭，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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